2018-05-23

老编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原题

巴山轮之行

作者：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

原载《经济观察报》

　　1985年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转折：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物价和工资制度改革全面展开，在城市放开了肉、鱼、禽、蛋、蔬菜、水果等副食品价格。1984年底爆发的“经济过热”，给经济体制转型提出了紧迫的课题：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继续使用行政命令最为简便顺手；可是，改革怎么前进呢？

　　1985年9月2~7日，长江上，行驶着一艘崭新的游轮，叫巴山轮。这条寻常的客轮，扮演着不寻常的角色，正在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有60余位中外重要经济学家和官员参加，他们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amesTobin)、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凯恩克劳斯爵士(AlexanderCairncross)、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埃明格尔(OtmarEmminger)、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Kornai)、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布鲁斯(WlodzimierzBrus)、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洛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巴伊特(AleksanderBajt)、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阿尔伯特(MichelAlbert)、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南朝鲜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琼斯(LeroyJones)、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世行官员亚德里安·伍德以及中国方面的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国务院经济研究主心总干事薛暮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高尚全、杨启先、童大林、洪虎、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周叔莲、陈吉元、戴园晨、宫著铭、项怀诚、王琢、田源、吴凯泰、李克穆、郭树清、楼继伟、何家成、李振宁等。

　　几天前的1985年8月31日，赵紫阳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将要上船的外国经济学家和部分中国经济学家。他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坚定不移；要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务市场；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显然，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已经有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思想和框架。

　　9月2日，巴山轮从重庆启航。巴山轮会议是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薛暮桥致开幕词，他说：“最近1年，我们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国营企业，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这比过去的改革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现在我们还不善于加强宏观管理，所以微观放活以后，就出现许多漏洞。去年第4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就出现银行信贷基金失控和消费基金失控，给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增加了困难。因此，召开经济计划和宏观管理国际讨论会，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对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

接下来的议题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3-4日）；计划与市场问题（5-6日）；可供中国参考和借鉴的国际经验（6-7日）。

　　沿长江向东，巴山轮经忠县石宝寨，过云阳县城，在奉节小憩；又行至巫山，换乘两头尖、肚儿圆的柳叶舟游览小三峡--龙门峡、铁棺峡、滴翠峡；再经葛洲坝到宜昌、沙市、武汉。经济学家，一面思想冲浪，一面沿线参观农贸市场、荆州博物馆、黄鹤楼、江汉路一条街，走访农户。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科尔奈的一个分析引起了大家兴趣。他把一切经济体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协调（1），二类是市场协调（2）。在一类中，又分为直接行政控制（A）和和间接行政控制（B）；在二类中又分为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B）。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中国人对此都很认同，似乎觉得找到了改革的方向。然而，怎么实现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呢？计划经济时代，宏观调控手段就是计划和财政，连“宏观”这个词，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词。

时任体改委规划局局长的杨启先坦承，“当时尽管提出了商品经济，其实大家的思想并不统一，很大程度是因为，对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心里没底。具体目标究竟是什么，怎么走。直到在巴山轮会议上，我们才得到了特别突出的概念，宏观调控最要害的是金融手段。”而此前国内即使是主张商品经济的人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只是认定市场比计划好。与西方专家学者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听他们讲怎样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间接调控，中国学者和官员都极为兴奋。

　　明确了改革目标是商品经济，改革的道路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是激进的“一揽子”还是渐进？布鲁斯认为只能循序渐进；科尔奈则认为不可一概而论。比如所有制改革宜分步渐进；而计划、物价、工资体制则可能一揽子改革效果更好。刘国光和赵人伟提交的论文《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几个问题》，讨论体制改革的经济环境，所有制变革中的股份制以及模式转换中的双重制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只能走激进式改革道路，同时也直面双轨制产生的摩擦和紊乱，提出平稳过渡建议。

科尔奈夫妇在巴山轮会议期间游览小三峡

　　会上的另一个主题是怎么克服“经济过热”。托宾发言时，拿了一张中国统计数字表。张卓元说他能从主要经济指标看出中国经济运行处于过热状态，“让我们在座的中国人都非常讶异。”吴敬琏对两位印象深刻。一位是曾经担任德国联邦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不属于凯恩斯学派；另一位是托宾——凯恩斯主义货币问题大师。虽然派别不同，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给出了一致判断。托宾建议要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

　　有这样一个比喻：改革相当于要造就一辆性能良好的汽车，经济政策相当于汽车驾驶员。不能指望一个好的经济体制自然而然地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因为糟糕的驾驶员会使最好的汽车翻车。大家达成了共识：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敢不敢利用市场，而是宏观管理手段跟不上，限制了利用市场的能力。

　　7日上午会议在武汉闭幕。马洪在闭幕词中讲如何通过微观和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谈及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是我国经济运行机制中的薄弱环节；要提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和开放金融市场。外国人没有想到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把问题说得如此清楚。

　　在汉阳晴川饭店，杨启先起草给赵紫阳总理的报告《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我国改革有参考价值的几点意见》（10日），接着写《关于“巴山轮会议”主要情况报告》（12日）报送国务院。十天后，9月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建议中，就已经吸收了巴山轮会议的成果。

　　科尔奈提醒中国同行要警惕重新恢复中央集权的危险。“解决改革过程遇到的经济困难最简便的办法是重新运用行政手段，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部门的本能反应。必须时刻记住改革的总目标。”郭树清在会后发表的《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谈中国经济改革》一文，也强调了改革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有重新回到集权体制的可能性。关键是要改革，不要复辟。

　　显然，林重庚是巴山轮会议的灵魂人物。由于中外双方话语系统不同，起初三天彼此讲不到一起，出现了三岔口。他从中协调，安排私下个别交谈，才使后两天会开得越来越有成效。他不仅请来外方专家，还提议让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参加。因此，会上才有了29岁的郭树清、何家成等人。张卓元特别佩服林重庚宽阔的外国经验和背景。讲到养老金，林重庚便介绍智利怎么做，新加坡怎么做，哪些对我们有参考价值。而中国学者则对外国知之甚少。讨论工资问题时，外国专家把工资作为一个价格来谈，讲劳动力价格、劳动力市场，很多中国学者和官员头一次听说。

　　一散会，阿尔伯特就急着回国参加董事会，计划从武汉飞北京，再飞法国。而武汉班机误点，令他非常着急。他说自己是董事长，不能延误。还说“我是中国政府请来的客人，你们应该想办法用专机把我送到北京去”。一个西方人提出如此特殊要求，侧面地反映了他作为参会者的荣誉感，认为自己是来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的。往后中国有无数国际会议，大概没有人把自己看得如此重要。赵人伟说：“当时的学者有改革的参与感和使命感，定位比较好，官员也不摆谱，官员和学者同心协力搞改革，不比谁高谁低。”

　　这是一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思想启蒙，也把焦点集中在了政府-市场-企业上，为1987年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作了理论准备。按照龚育之的说法，“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巴山轮会议的主角薛暮桥、马洪、布鲁斯、托宾都已作古，巴山轮也早已退役，连三峡沿线的很多道风景都不复存在了，而巴山轮会议的精神财富还在。

巴山轮会议为什么值得纪念？

作者：徐庆全

转载自作者微信公号“八十年代”

参加巴山轮会议的代表合影

　1985年9月2日下午，一条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 长江游轮徐徐启航。这条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在交通部所属的游轮，乘客是一批特殊的客人——五十多名国际国内的经济学家。

　　国际学者有：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曾任英国政论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匈牙利经济学家柯尔奈，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日本兴业银行董事小林实等等。

　　国内学者有：安志文、薛暮桥、洪虎、马洪、吴敬琏、刘国光、赵人伟、高尚全、童大林、项怀诚、王琢、张卓元、周叔莲、戴园晨、郭树清、楼继伟等。

　　除了乘客比较特殊外，在外人看来，“巴山轮”同其他游轮并无不同，白帝城、大小三峡、大小宁河等景区都做过短暂停留，客人们也都上岸兴致勃勃地照相留影。不为外人道的是，“巴山轮”实际上充当了一个大会议室的角色——经国务院批准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在这里召开。

参加“巴山轮会议”的四位经济学家，左起：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

20年后的2005年9月3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专门在北京新世纪饭店举办了纪念“巴山轮会议”20周年研讨会。部分当年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再次聚集到了一起。媒体再一次关注了“巴山轮会议”。

　　30年后的2015年6月28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纪念“巴山轮会议”三十周年座谈会在重庆大礼堂顺利召开。来自国内外的知名经济学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官员、中青年学者与1985年巴山轮会议部分参加者一道，对中国宏观经济改革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并深入探讨如何传承1985年“巴山轮会议”精神，破解当前宏观经济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

纪念座谈会首先播放了由国际合作中心制作的纪念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专题纪录片。在《长江之歌》恢宏壮美的旋律中，当年主要与会者的老照片和口述回忆将全体与会嘉宾拉回到那个充满激情、敢于探索的年代。

　　若从1978年算起，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将近37年的历程。从1976年的那场变革以来，近40年来，是仰天长啸，山高水阔？还是碎碎念念，潇潇雨歇？早已越过了参与缔造的一代人最初关注的范围了。

　　可是，“巴山轮会议”，一个纯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20年、30年后却还让经济学界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还津津乐道，可见这个会议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作用是那样的不容忽视。

　　中国改革的航船自1978年启动以来，经济飞速地运转着。到了1984年第四季度，发生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经济学家总结的词汇是需求过度、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外贸逆差等，而老百姓的感受的是什么都是热门商品，比如电视机，商店里，连不能看的都被买走了。老百姓第一次感觉到通货膨胀，没有经验，不知道这些商品还会涨多少钱，又担心今后买不到，因此有了疯狂抢购的局面。

　　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中国经济学家有些手足无措。对于老一代经济学家来说，他们所掌握的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一套经济学系统，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探索，融入新的内容，但还是不足以应付这样大层面的经济问题；而对于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最大的所谓“起飞派”来说，他们认为老一代人过于悲观、保守，他们认为，目前出现的情况都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不应当压制。按这种观点，如果要实行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改革。于是，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分歧：到底是先改革，还是先治理。

　　此前一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颁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定，但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怎样进行？城市改革中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怎样处理？怎样应对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回答。

　　于是，就有了“巴山号”游轮的启航。

　　“巴山轮会议”上，不论是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的专家，都高度评价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认为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件大事。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必将对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巨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宝贵的经验。对西方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切身体验的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要汲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教训。他们特别指出，中国不应该照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经验，相反，应该走出一条独特的新道路。

　　与会专家当时所讨论的7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改革与经济稳定、继续推进改革。匈牙利专家科尔奈提出经济协调的应对模式，取消指令性计划，搞所谓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后来据与会者透露，这里的所谓“市场协调”，原文是“市场经济”，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在翻译上做了一点“手脚”，以便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与会中方人员对于市场经济及其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根据与会学者的讨论，特别是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对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

　　
“巴山轮会议”30周年纪念会

9月7日，“巴山轮”驶进武汉，停靠在黄鹤楼边上有着“芳草萋萋鹦鹉州”，美誉的晴川饭店专用码头。一次被称之为“中国转弯处的脑力激荡”的会议结束。稍后，一本收录与会专家发言的《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一书摆放在经济学家和政府要员的案头。

　　这次会议的成果，体现在这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这次会议形成了国家不直接调控，而是通过经济手段间接调节的改革方针，并在以后发展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指导思想，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国家间接调控，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晴川历历汉阳树”。20年、30年后巴山轮会议被纪念，目的显然不是李白登黄鹤楼“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心态。

　　当年任国家体改委的秘书长、“巴山轮会议”的与会者洪虎，在纪念“巴山轮”会议20周年座谈会上说：“现在回过头来回顾一下，有些观点被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我们也正在实践中。有些实际上在中国带来了很多的创造，超出了当时有些专家的结论。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回顾改革走过的历程，对我们认真思考‘十一五’的改革是会有帮助的。”

　　当年陪同财政部副部长参加会议、后来担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在纪念“巴山轮会议”30周年的会议上说：“实际上，巴山轮会议并没有形成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必须要执行的决议。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那些会上所讨论的问题和意见，在会后不断被想起、接受和执行，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非同一般。”

　　这就是人们纪念“巴山轮会议”的理由。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致敬：1980年代